中国文学史：第十章 唐代散文

子曰汉硕刘老师

第十章 唐代散文

古文作为一种文体，是唐代才有的，指上继先秦两汉、奇句单行的文字，用以与骈文相对。秦汉以前文章并无骈散之分，从东汉时起，行文受辞赋的影响逐渐骈偶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逐渐形成。这种文体全篇以双句（又称俪句、偶句）为主，最多见的是用四字、六字排比或间隔交错，叫做骈四俪六（简称四六文），并且讲究声律、对仗、辞采华美和使用典故。由于南北朝时期讲求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文学观念的影响，骈文逐渐取代了散文。


到初唐骈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愈来愈空洞浮夸。引起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主张对文体来一次革命。从四杰开始骈文中的散文倾向已越来越明显，陈子昂所写的政论文朴实平易，成为散文复兴的先导。安史之乱以后，李华、元结、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认为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儒家古道的衰落，而儒学衰微又是因为浮靡文风流行，所以纷纷起来反对“俪偶章句”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文风，并写下了大量体现这一文学主张的散文。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古文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准备。但他们不论在理论或创作实践上，都未能推出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足以胜过骈文的新体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和柳宗元意识到要复兴古道，首先必须对古文自身进行革新，并自觉地担当起创造新体散文的历史使命。他们相互呼应，共同倡导，并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达到唐代散文的顶峰。


第一节 “古文运动”与韩愈散文


“古文运动”，是现代人的概念。指的是发生在公元八世纪后期的一次文体革命。它的口号是“文以明道”，就是要求用散文来阐明儒家古道的宗旨，摆脱骈俪体裁的束缚，使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因为参加的人多，目标明确，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创作实践，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文学浪潮，所以称它为文学史上的一次运动。“古文运动”不仅是一次文体和文风的改革，更是日渐壮大的庶族地主阶级以恢复儒道为目的反对豪族地主，力图中兴的一次改革运动，是政治革新、经济革新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


“古文运动”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文道合一。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道合一，即是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为道服务。韩愈提出：“志乎古道”（《题欧阳生哀辞后》）；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两人所说的“道”，内涵并不完全一致。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强调的是正统的儒家孔孟之道，而柳宗元作为改革家，强调的是“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二是主张文体革新。包含以下三个层次：1.反对骈文，提倡先秦两汉古文。韩愈提出“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柳宗元提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2.重视“文”的作用。柳宗元提出“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韩愈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唯古于词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提倡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其所提倡的古文对先秦两汉文章既有继承又有区别。3.对作家创作的要求。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提高自己的修养。韩愈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要求以气势驾驭言辞。又提出“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同上）。柳宗元也要求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三是提出不平则鸣的思想。《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认为古代圣贤之言或百家之学都是该时代不平现实的反映，正因为韩愈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比较进步的政治态度，又自觉地把古文与现实联系起来，才突破了正统儒学的束缚和“文以明道”的狭窄藩篱，使古文反映了现实。这也是他的散文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他的贡献在于：不但恢复了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和历史地位，而且大大扩大了散文的功用，使这种原来主要用于著述的文体，真正成为自由交流思想、描述事物、表达情感，具有多样化功能的语文工具，从而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广阔天地。同时，由于他十分重视文学特征的表现和文学手段的运用，创作出优秀的文学散文，提高了散文的审美品格，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的散文有300多篇，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论说文、杂文、记叙文、抒情文四类：


论说文鲜明体现了他文以“明道”的主张，集中阐发了他关于儒道的基本思想，如《原道》阐明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基本看法，确立了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原毁》指出士大夫之间嫉妒毁谤的陋俗恶习是推行古道的主要障碍。《师说》批评了士大夫耻于求师、轻视学习的不良风气。这类文章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论证雄辩有力，纵横开合，善于通过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论辩力量。


杂文主要揭露官场中的丑恶和官僚制度的腐朽，讽刺各级官僚尸位素餐，批评士大夫的种种不良风气。《送李愿归盘谷序》将权贵骄奢荒淫、作威作福的丑态和小人奔走权门、钻营功名的尴尬揭露得淋漓尽致。杂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人才的，《送孟东野序》一文中指出“物不得其平则鸣”，主要为“才不为世所用”的人们鸣不平。《杂说四》便借千里马难遇伯乐，抨击朝廷和执政者不识人才、不能任贤。还有一些抒发了自己的愤慨不平，如《进学解》写自己才高位下的满腹牢骚，《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穷文》表现自己有德有才却身处困境的感慨。


记叙文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汉书》记事写人的传统，善于选择典型的真实事件和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客观的叙述中寄寓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如《张中丞传后叙》记叙张巡、许远守睢阳事，杂以议论和抒情，其中写南霁云突围向贺兰进明乞援的一段，寥寥数笔，形神毕肖，南霁云慷慨悲壮的忠烈形象，呼之欲出。又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用自以为奇男子的王适骗婚的一段经过，表现他的落拓不用，写得有声有色，生动传神。《柳子厚墓志铭》满怀深情地赞美了柳宗元的高尚品德、杰出才干和文学成就，创造性地用墓志铭这种文体生动地刻画出柳宗元的光辉形象，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成为后世认识和评价柳宗元的重要文献资料。


抒情文主要见于祭文、书信中。这些作品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体，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祭十二郎文》突破了祭奠之辞例用四六韵文的陈规，以如泣如诉的文笔忆身世、叙家常，委婉深挚地传达出他对有抚育之恩的兄嫂和十二郎的悲痛悼念之情，把接到十二郎不幸病亡的消息后由惊而疑、由疑而信、进而大悲大恸以至沉思感叹的心理过程抒写得淋漓尽致而又波澜曲折，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韩愈散文感情充沛、风格豪迈、笔锋犀利、气盛言宜，形成特有的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和充沛的逻辑力量。所以皇甫湜称其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雄健深厚，气势充沛，规模阔大，是他散文的基本风格。不同文章又有不同风格。总的说来，既富有个性特征而又丰富多采。立意精警，构思巧妙，新意叠出，富于独创，也是韩文的鲜明特色。但有时由于过于追求新奇，对晚唐散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韩愈对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由于他的努力使散文从应用性转向了文学性。先秦两汉史、哲、文未分家，文学性主要指文学技巧，如细节、情节、比喻等；南朝文学与学术分家，但文学性主要体现在诗赋方面，散文则多用于政论、文论，手法平铺直叙，变化较少，抒情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韩愈一方面用散文抒写情性、感怀言志，如《送穷文》、《进学解》；同时从诸子、史传、小说中吸取营养，大大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他还创造了“解”、“杂说”等文学意味较浓的文体，并对传统的应用文体如序文、碑志、祭文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这些都大大加强了散文的文学性。其次，韩愈在继承先秦两汉经史百家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了辞赋、骈文、当代口语，对散文的语言和结构进行了彻底革新，形成简洁、鲜明、生动、准确的语言风格，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和成语。韩文灵活自如地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如议论、叙事、描写、抒情、说明等手段，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修辞艺术，加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


第二节 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今存400多篇散文，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这些文章着重从典章制度、时令刑政、天人关系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圣人之道”的理解，从对历史事件、事实和传统观念的重新审视中，批判和辨析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总结了国家兴亡理乱的教训。如《封建论》论述帝王受命于人，而不在于天，“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乃“势”之必然，批判了封建世袭制。《六逆论》批判了为乱之本的维护旧等级秩序和任人唯亲的思想，指出任人唯贤才是“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都表现出作者目光犀利、逻辑严密的特点和锐利警快的风格。这类文章往往直接从要害处入手，就正反两方面提出质疑，使结论水到渠成。同时以构思的峭奇引人入胜。


柳宗元还写了许多文学性散文。有的寄托政治失意的苦闷，有的讽刺封建统治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赋税剥削的苛重，有的歌颂敢于伸张正气、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善于以小见大，就本论理，借题发挥，从平常的生活事件中揭示出各种尖锐的现实矛盾，在简洁的叙事框架中包涵着深厚的思想内蕴。如《捕蛇者说》通过蒋氏以捕蛇为生的遭遇，深刻形象地控诉了“苛政猛于虎”的现实悲剧。《愚溪对》嬉笑怒骂，反语正说，在诙谐风趣中蕴藏着深沉的牢骚。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先秦时期寓言主要是作为一种论据存在于诸子散文和策士言辞之中，一般是一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一篇中可以连用几个寓言。柳宗元则使寓言独立成篇，每个故事中都包含着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他善于用各种动物拟人，抓住某一特性加以夸张，使读者既可以从中领会作者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讽谕批判意旨，又可以结合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从不同角度认识它们的丰厚意蕴。类比贴切，择喻精当，寓意警策。《三戒》、《蝜蝂传》、《罴说》、《鹘说》、《谪龙说》等都是如此。如《三戒》中的《黔之驴》通过虎从惧驴到食驴的过程，讽刺了无德无能、外强中干的人或势力。《蝜蝂传》揭露了贪财亡命之徒的丑恶嘴脸。无不命意新奇、讽谕生动、幽默犀利。


柳宗元传记散文成就也很高。其中不少以下层劳动者为描写对象。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对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期百姓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黑暗现实，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达到一般的史传文所不可能具有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他重视人物的精神特质和形象的真实性，善于选择典型材料和进行细节描写。《段太尉逸事状》通过三件事刻画了段秀实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百姓的优秀品格，谴责了骄兵悍吏残民以逞的罪恶行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等均为下层人物立传，歌颂了他们的崇高品质。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对山水游记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此前南朝的山水游记多用骈文书信体表现，而且是以表现声色之美为主。初盛唐的亭阁山水记多用于刻石记功，缺乏作者的真情实感，真正称得上山水游记的作品并不多。柳宗元山水游记多作于被贬永州时期。他观察细微，描绘精确，而且字里行间寄托了他遭贬被弃的悲愤。代表作是《永州八记》。一方面，他用精确的语言、细腻的描写，展示了形神兼备的景物图画；另一方面，又通过主观感受的强烈介入和鲜明表现，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把山水散文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确立了山水散文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柳宗元散文的基本特点是风格高古峭拔，立意新奇深刻，逻辑思维精密，论辩锋芒锐利，文字精致简洁。


“古文运动”的参加者中影响较大的是韩愈的弟子李翱和皇甫湜。李翱的代表作有《答朱载言书》、《寄从弟正辞书》等，阐述了韩愈关于道的观念，强调文以明道。他的散文简洁平易，发展了韩文“文从字顺”的特色。皇甫湜的代表作有《答李生书》（三篇），要求“意新”、“词高”，其主张及创作实践都发展了韩文奇崛的一面。


第三节 晚唐小品文


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所取得的成功，使得散文在中晚唐出现了新的趋向：一是应用散文的普及。绝大多数作者都改用散文写疏议、碑志、序文等各种应用文；二是韩柳创建的杂说、传记、序文等已成为中唐作家常用的艺术形式，文学性散文大为增加，有的文章已接近传奇。


然而，到了晚唐，散文创作逐渐走向衰落。这是因为：从外部因素来说，由于豪族地主、藩镇、宦官等腐朽势力的阻挠，儒学传统既不可能恢复，以复兴儒学为目的的古文运动也就失去有力的依托；从“古文运动”自身而言，虽有一批支持者，毕竟没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由于过分追求怪奇，韩门弟子渐入歧途。韩愈死后不久散文即衰落，到晚唐骈文重新抬头。只有继承韩愈、柳宗元杂文的小品文取得显著成就。代表作家作品有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罗隐《谗书》。鲁迅称赞他们的作品“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唐末小品文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批判现实，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讽刺尖锐，见解深刻方面甚至较韩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式上，发展了韩柳文中幽默的一面，打破了唐代古文过于一本正经的沉闷局面，使散文题材开拓到日常生活中的琐闻、杂感等各个方面。风格趋向于轻松活泼，对赋、铭、箴、赞等文体进行了由骈转散的革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


皮日休散文的代表作有《鹿门隐书》。他善于运用小品文的形式，以古喻今，借此论彼，其思想锋芒表现出明显的叛逆色彩。在《读司马法》中，他抨击了历代统治者“取天下以人命”的罪恶；在《鹿门隐书》中揭露封建官吏为盗的反动本质和暴君的罪恶，猛烈抨击贪官污吏，讽刺陋风恶俗。感情激昂，寓意深刻，笔锋犀利。


罗隐（833—909），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人。著有《谗书》五卷。尖锐抨击了帝王的骄奢淫逸，以及宦官擅权，藩镇跋扈，官僚尸位素餐，社会风气腐败等种种时弊，抒发了贤才遭嫉的牢骚怨愤。鲁迅评价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小品文的危机》）罗隐的文章语言锋利，立论深刻。他善于把道理、观点寄托在文章故事之中，以委婉曲折的形式来讽刺现实，起到振聋发聩、匡世正俗的作用。在艺术上，罗隐善于联想发挥，无论史实、传说、片言只语、琐事细物，都可以信手拈来，议论成章，寄托讽谕。


陆龟蒙（？——882），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有散文集《笠泽丛书》。他的小品文涉猎广泛．取材新颖，笔锋犀利，深刻精警。或托物寄讽，或引类譬喻，艺术手法多样，对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集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其代表作为《野庙碑》，辛辣讽刺了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富贵却祸国殃民的封建官僚，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散文衰落，骈文复兴，造成晚唐赋的数量猛增，而且题材内容有所扩大。从中唐以前以歌功颂德为主，发展到咏物、记事、说理，无所不包，技巧也有所变化，尤其是温庭筠、李商隐等骈文大家的出现，使骈文夺回了一部分阵地。杜牧《阿房宫赋》以才情文采和议论气势见长，基本保持了古赋的形态，但将赋所常用的四、六句改为散文句结构，使用大量隔句相对的排比，极意铺陈却无堆砌之弊，辞采瑰丽而不绮靡，自有一种劲健之气贯串其中，是这个时期新文赋的代表，为后来的散文赋创造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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